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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是文学:人为智能写作与算法治理

2022-01-09 10:49分类:协农资金 阅读:

人学是文学

人为智能写作与算法治理

▣ 黄 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有死板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庄子:《庄子·外篇·天地》

最发达的机器体系方今迫使工人比霸道人工作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本身过去用最浅显、最粗笨的工具时工作的时间还要长。——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一位摆弄一台巨型计算机的技术人员对这台装置日渐增长的威力感到相当震惊,因此就问这台机器:“既然你明白了那么多,请你知照照顾俺,这个世界有天主吗?”他得到的回答是:“方今有了”。——托马斯·瑞德:《机器兴首:遗失的控制论历史》

一 机器的诗心

很难界定微柔的人为智能程序小冰是哪个年代的作家,如果从小冰“上线”(这是机器人作家的出生年份?)的2014年算首,小冰是“10后”作家,无疑是当代文学界最年轻的作家,同龄的人类作家目下还在幼儿园;如果从对于机器人写诗的研究早先,二战后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已经着眼于生产电脑诗歌与音笑,以此推进超实际主义作家们“自动写作”的实验1;如果由此上溯到二十世纪之交的超实际主义文学,从以布勒东为代外的“自动写作”算首,那么“小冰”是当代派在二十一世纪的不肖传人——布勒东的“自动写作”试图逃走理性的控制,小冰则相逆,试图将总计理性化。结尾,如果从小冰团队的壮大梦想2启航,也即从机器人是否可能具蓄意情算首,那么小冰的历史,可能上溯到三千年前的周穆王时代。《列子·汤问·偃师》讲了云云一个故事,照录如下: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弇山。逆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不雅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不雅观之。”越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趋步俯抬,信人也。巧夫顉其颐,则歌相符律;捧其手,则舞答节。变化多端,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不雅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傍边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伪物也,而无不毕具者。相符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及言;废其肝,则目不及视;废其肾,则足不及步。穆王首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学徒东门贾、禽滑釐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3

对于这小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型机器人(Humanoid Robot)想象,刘禾在《弗洛伊德机器人》一书中有过商讨,指出尽管方今工程师运用的工具更为复杂,但千年来的焦虑是沟通的,即人机界限的暧昧。4 回到《偃师》这个故事中,当机器人仅仅是在功能的层面上——相符律的“歌”与答节的“舞”——模仿人类时,周穆王不以为杵;只有当机器人外现出“心情”,即以眼神挑逗侍妾时,才惹得周穆王大怒,这且则刻周穆王将“机器”视为真实的“人”,一个骄横的情敌。偃师辩解的方式,是将机器人还原为机器——他“剖散”了机器人,表明这具机器人如同牵线木偶,其动为不是“解放”的,也就不可能具备解放主体才具有的心情,这一点说服了周穆王。

是“解放”还是“控制”,在人与机器之间划下了界限。然而,人为智能的思维要一向突破解放主体的界线,在其视域中,“人”与其说是有“心智”(Mind)的解放主体,不如说是刺激-逆答模式下的信息主体。而要打碎这一解放主体,或者更确切地说,要打碎俺们对于解放主体的想象,落在人机对弈这一外征上。人机对弈本身并无太大的实际价值,但对于促进人为智能的发展却有紧张意义,比如推进机器的逻辑推理能力。而且,对于大多而言这颇具代外性:在博弈中驯服人类的机器,将表明机器会思考。

香农

二战闭幕以后,包括图灵、冯·诺依曼、香农等人在内,几乎所有的人为智能先驱都卷入到对于人机对弈程序的开发,代外性的是香农在1950年发外的《计算机下棋程序》一文。在该文开篇,香农直接谈到,“能下棋的机器是一个理想的首点……下棋通俗被认为必要‘思考’才能下得好,这一题目的答案,将使得俺们或者承认机器也可能‘思考’,或者进一步限定俺们的‘思考’概念”。5香农的意思是说,如果机器驯服人类,俺们将承认机器也具备理性能力;如果机器无法驯服人类,“思考”这一能力则被限定为人类所独有。从香农这篇文章早先,半个世纪以来人为智能一向改进,最后1997年“深蓝”驯服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2006年“浪潮天梭”驯服了中国象棋特级专家,2016年AlphaGo驯服了围棋世界冠军,到此人类厉重的棋类嬉戏全数被机器占据。6也正是以AlphaGo先后驯服李世石、柯洁为标志,人为智能波动了中国知识界,并真实为中国社会大多所知。

在机器对人类的界线一向突破的历史进程中,在这场信息主体对解放主体的取代中,俺们可能走到了结尾一幕:机器侵犯感性世界。这一次,从对弈迁徙到写作,俺们面对的不再是谷歌的AlphaGo,而是微柔的人为智能程序小冰的挑衅。小冰由微柔(亚洲)互联网工程院起先在中国推出,之后分袂在日本、美国、印度等国家推出,目下已经进化为第七代,兼备文本(诗歌、音信、金融研报)、声音(作弯、演唱、有声读物、电视主办)、视觉(绘画、服装设计)三个领域的创作能力。就在笔者写作的同时,在上海召开的2020世界人为智能大会的主题弯《智联家园》就是由小冰作弯并演唱。和其他人为智能程序相比,小冰以诗歌、音笑、美术这一中央的人文艺术领域为突破点,以此突破人类的界线。

如同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在《俺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所言,“如果被确切陈述的可能由机器完竣,人类所独有的,残留在那作梗精准规范的语言性——暧昧、隐喻、多重的编码、以及从一栽符号编制到另一栽符号编制影射性的转化。人类动为的特有性由此化入到语言之不可言说性之中,而人类与机器所分享的共通领域,被一栽从词汇库中遣散了歧义的工具语言的单义性所确认。”7和工具语言相比,不可言说的语言以诗歌为代外,小冰的诗,息争此挑衅人类的特有性。

幸好,就《阳光失了玻璃窗》这本诗集来说,小冰的诗还很糟糕。小冰团队试图表明小冰的诗已经写得很好,沈向洋在引子中谈到,“俺们令她化名在豆瓣、贴吧和天涯等多个社区诗歌商讨区中发布这些作品,快捷引发了读者们的亲切探讨。令俺们略为惊讶的是,截至目下为止,还异国人发现这个猛然出现的少女诗人,其实并非人类。”8这栽表明并不成立,伪设笔者在豆瓣、贴吧和天涯等社区贴上本身胡乱敲打的代码,网友也不会发现这是无法行动的代码。请不懂诗的人来评判诗,就像请不懂代码的人来评判代码,并有时义。而且,对于诗的评价,很难说一组模仿诗的排列方式的文字是不是诗,比如小孩子写的口水诗是不是诗?但评价一首诗的优劣,还是有标准的,对于小冰的诗,任何一位稍有文学修养的读者,都能识别出《阳光失了玻璃窗》里的诗写得很糟糕,只是结巴地堆砌一些意象。公允地说,小冰的诗也有进取的可能,小冰在《青年文学》2017年第10期上发外《小冰的诗(三十首)》,如果这三十首诗写于《阳光失了玻璃窗》之后的话,就艺术水准来说有必定进取。不过,这栽进取是程序自身的进取,还是仰仗于编选者眼光的差别(伪设编选《小冰的诗(三十首)》的程序员诗歌鉴赏程度更高),还有待不雅观察。小冰写诗程序在2017年之后已经向公多盛开,任何网友挑交给该程序一幅图片后,会自动生成一首诗。笔者在2020年7月也即本文写作时用比如“黄鹤楼”等图像做过实验,发现小冰所生成的诗歌程度并无长进。

和对于艺术水准的商讨相比,对于小冰的诗,笔者觉得以下两点更蓄谋味:其一,小冰的诗歌创作,是看图作诗,仰仗于图像;其二,小冰的诗歌,几乎每一首都有“俺”。而这两点,近乎完满地表明了海德格尔近百年前的论断。在知名的《世界图像的时代》9一文中,海德格尔驳斥作为当代根本表象的科学,“但数学的自然研究之因此精确,并不是由于它确切地计算,而是由于它必须云云计算,因为在于,它对它的对象区域的维系具有精确性的特性。与之相逆,总计精神科学,甚至总计关于生命的科学,刚巧为了保持厉格性才必然成为非精确的科学。”10海德格尔认为,在技术时代,作为研究的科学支配着存在者,“这栽对存在者的对象化实现于一栽外象,这栽外象的目标是把每个存在者带到自身面前来,从而使得计算的人可能对存在者感到逼真,也即确定。当且仅当真理已然变动为外象的确定性之际,俺们才达到了作为研究的科学”。11由此,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世界之成为图像,与人成为主体,乃是统一个过程,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互相交叉的进程决定了当代之本质。12

海德格尔

小冰成为海德格尔所驳斥的技术当代性的激进化暴露,在小冰眼中,世界转化为图像,并被“俺”所把握。同时考虑到,小冰眼中的图像是图片,是外象的外象,就像小冰的诗是对于诗的“模拟”,世界不但被转化为图像更进一步被转化为“仿像”;小冰的“俺”是高度理性化的程序,是笛卡尔意义上的理性主体的最后形态,“人”最后遗失肉身性而成为机器。因此,接续海德格尔的脉络来讲,世界成为仿像和机器作为主体这两大进程决定了人为智能时代的当代之本质。

俺们主体性之丧失,不是从人为智能早先,小冰云云的人为智能程序,只是将这一题目彻底地展方今俺们面前。如同赵毅衡谈到的,“20世纪则是拆解主体的时代:胡塞尔让主体落入于认识和他者的复杂联系之中;弗洛伊德把主体破灭成冲突的若干片面,摧毁了主体独力的幻觉;从卢卡奇和葛兰西早先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则聚积商讨主体经受的文化霸权统制;20世纪60年代之后,主体中央受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熄灭性抨击。一个完备的主体,在哲学上几乎已经是不值得一谈的冲弱幻想。”13从语言论转向发展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从索绪尔到罗兰·巴特、福柯、利奥塔,“话说俺”解构了“俺措辞”,今天的俺们已经非常纯熟罗兰·巴特这一论调了:“措辞的是语言,不是作者。写作的俺是一栽陈述动为的主体,是语言中预设的一个位置,而不是人。因此,这个主体可能将各栽差别的写作方式置于彼此抵制之中,而唯独不及‘外达本身’,由于那被视作是其最特有、最潜伏的东西,是一本字典”。14虽然可能理解罗兰·巴特这代人的理论指向,如同罗兰·巴特所言,“主体性……只是栽植俺的所有规则的痕迹”15;然而,当机器人以数据库来外达“俺”最特有、最潜伏的本质时,这对于解构理论是最终的确证,更是历史的逆讽。当主体中央被解构后,俺们并异国达致解放,相逆是机器人填补了主体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解构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的联系饶蓄谋味。凯瑟琳·海勒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解构主义是信息时代的孩子,在解构理论形成的过程中,信息时代作为解构理论的地层,在其下推动其出现。(In this sense, deconstruction is the child of an information age, formulating its theories from strata pushed upward by the emerging substrata beneath. )”16伪设主体是话语预设的位置,也即主体是编制结构性的一片面,沿着这个逻辑下来,作为主体的外征,“心智”将被理解为一栽结构性的功能。这栽“结构”或“功能”——模拟神经编制还是模拟心智功能,后来演变为人为智能领域在统一认知前挑下殊途同归的两条路线——如果可能被模拟,“人”的特有性将丧失殆尽。

二 “抽象总揽 ”的 “算法治理 ”

和对于小冰的诗歌优劣的评判相比,一栽更为宽广的文学批驳变得紧迫:不在于商讨小冰的诗,而是经过议定小冰的诗,商讨其背后对“人”的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治理方式。凯瑟琳·海勒问到,“如果俺们的身体外貌是信息流转的细胞膜,那么俺们是谁?俺们是对刺激做出逆答的细胞吗?17在从人类向后人类的变动中,凯瑟琳·海勒指出:“俺参照解放人文主义传统来定义人类,而后人类而出现于当计算(Computation)取代占据性小俺主义成为存在之根基,这一取代过程使得后人类与智能机器无缝结相符”。18

当计算成为存在的根基后,俺们就来到了一个“算法(Algorithm)”的世界,当代性最新的迭代版本就是“算法治理”(Governing Algorithm)。塔勒顿·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在《算法》一文中指出,对于算法而言,“所有的总计都取决于模型对数据和数据所代外的内容的理解,取决于模型的目标以及这一目标是如何被表面化的……复杂的社会活动及其秉持的价值被转化为变量、步骤及指标。”19塔勒顿·吉莱斯皮在文章结尾一片面总结说,“俺们对算法政治的关注,拉长着对于泰勒主义和工业工作自动化的焦虑;对于精算会计、人口普查、人民和人口的定量知识的焦虑;对于管理学和科层制支配的焦虑。”20保罗·托塔罗(Paolo Totaro)和多米尼克·尼诺(Domenico Ninno)两位作者则在《算法是理解当代理性的关键》(The Concept of Algorithm as an Interpretative Key of Modern Rationality)一文中指出,“一旦算法被答用于那些分明不是数字的对象,它们就具有了剧烈的实际意义,从‘知识’的界限侵犯到‘动动’的界限。因此,对当下的社会而言,数字化的函数的逻辑,不但作为一栽认知语言(例如数学)存在,而且发挥着实际的作用。大多数的制造业流程,对于‘市民’和‘消费者’的服务机关,以及控制俺们平凡生活的多数“点击”,都受到算法模型的影响。数字化的函数的逻辑去去不可见地进入了实际世界,并且牢牢地植入平凡生活和俺们的认识之中。”21

“算法治理”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抽象总揽”的当代形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谈到了“抽象总揽”:“小俺方今受抽象总揽,而他们去时是互相仰仗的。但是,抽象或不雅观念,无非是那些总揽小俺的物质联系的理论外现”。22贺来在《逆思实际生活中的抽象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紧张孳生点》一文中,将这栽“抽象总揽”梳理为:“这栽绝对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厉重暴露为‘资本的逻辑’以及由其支配的抽象不雅观念,但这不虞味着它是唯一的外现形态。在差别的历史语境中,它有着差别的外现形态,它或者外现为‘资本’,或者外现为‘支配总计的动政权力’,或者外现为‘资本’与‘权力’的内 在结相符,或者外现为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玄学’,或者外现为消费社会弥漫于整小俺的生活的‘消费符号’……等等”。23“抽象总揽”的诸栽面向,在“算法治理”中得到了一次综相符,“算法治理”作为结构性的中介,整相符了“抽象总揽”的诸栽权力联系。上引的《算法是理解当代理性的关键》一文谈到:“数学函数将当代性最具代外性的宏不雅观表象,即科层制、市场和科学,在统一逻辑下重新结相符在一首,并在它们之间首着中介作用。不但对于科层制的算法,同样对于市场、资本和科学而言,只要必要有效率的计算,递归函数就得以答用”。24

经由“算法”作为中介,“抽象总揽”的诸栽权力联系达致一栽有机性地结相符,而俺们对于这一“编制”至今还匮乏有效的理论阐释。“算法治理”的首源,直接来自二战,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维纳等人所挑出的“控制论”成为这一治理模式的理论范式。“从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先,美国科学家早先机关首来,维纳也不破例。1940年,他被国防研究委员会任命为死板和电气计算工具领域研究的总顾问以及国防研究委员会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统计研究小组运筹实验室的顾问”25。1940年早先,针对德国飞机对伦敦的空袭,维纳的研究厉重聚积在防空火炮的自动控制上,“有两个紧张题目摆在维纳面前:一是寻觅某栽手法可能比较确切地预计飞机改日的位置;二是要设计一个火炮自动控制装置,使得发现敌机、预计、瞄准和发射能趁热打铁,并调解地完竣”。26防空火炮之因此要自动化,而不及再仰仗训练有素的炮兵,在于二战时的战斗机的高度和速度已经超过人类的逆答能力——只有机器能对抗机器。

维纳

和运筹学、博弈论等统且则期出现的理论沟通,控制论也是源自战争,其直接主意是计算敌人的活动。27故而托马斯·瑞德在《机器兴首:遗失的控制论历史》一书中认为,“在某栽程度上,军队已经帮他(指维纳,笔者注)打磨了一件利器——控制论。”28维纳的《控制论》于1948年同时在英国与法国出版,“《控制论》的内容聚积在防控题目以及人机交互、控制与逆馈的商讨”29。维纳和冯·诺依曼、图灵、香农等人一首,在想法上奠定了今天的信息时代。俺们熟知的“人为智能”这划一念即源自控制论,“‘人为智能’原来是作为‘死板大脑’和死板认知的‘控制论’而涌现的,是1955年,年轻的约翰·麦卡锡为了避免与维纳的纠缠、避免运用‘控制论’而想出的新词,进而有了1956年里程碑式的达特茅斯人为智能钻研会”30。

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在《敌人本体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视野》(The Ontology of the Enemy: Norbert Wiener and the Cybernetic Vision)一文中指出,“但是维纳的电子操控并异国止于阻挠纳粹的空袭。在标记敌军飞动员的动动并设计一台机器以预计其改日动动的过程中,维纳的雄心超越了飞动员,甚至超越了世界大战。逐步地,维纳把预计器看作是一个模型,不但对于无法接近的轴心国飞动员,而且对于盟军的防空炮手都同样适用,并更普遍地涵盖人类自身的感觉和电-心思逆馈编制。这个模型在二战后扩展成为一门新的科学“控制论”,这门科学包括意向性、学习和人类心灵中的很多其他方面。”31控制论在外层上,是以机器的逻辑对抗机器;在深层上,是以理解机器的方式理解人。控制论是一门维持寂静的理论,其理论重心是维护“编制”的寂静性。借用维纳本身的说法:“有机体乃是混乱、瓦解和丧生亡的抵制面,就像消息是噪声的抵制面一律”。32维纳区分了“熵”(标识编制的混乱程度,熵值越大编制越混乱)与“进取”,这边的“进取”意味着“寂静”:“某些有机体,例如人体,具有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其机关程度的趋势,甚至去去有添加其机关程度的趋势,这在熵添加、混乱添加和分化缩小的总流中只是一个片面的区域。在趋于熄灭的世界中,生命就是此时方今的一个孤岛。俺们生命体抗拒熄灭和柔弱这一总流的过程就叫做稳态(homeostasis)”。33在维纳的视野中,“熵”是“信息”的抵制面,降矬熵值,也就意味着尽可能保证信息不在噪声中丢失。在输入-输出过程中,控制论看重的是对于信息的逆馈,而逆馈来自人还是来自机器并无差别,维纳就是以这栽“通信”的视角来理解人类社会:

本书的主题在于阐明俺们只能经过议定消息的研究和社会通信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阐明在这些消息和通信设备的改日发展中,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人之间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消息,势必要在社会中占据日好紧张的地位。

当俺给机器发出一道命令时,这情况和俺给人发出一道命令的情况并无本质的差别。换言之,就俺的认识范围而言,俺所明白的只是发出的命令和送回的答答信号。对俺小俺说来,信号在其中介阶段是经过议定一部机器抑或是经过议定一小俺,这桩事情是可有可无的。34

控制论的世界是一个自动化的世界,人是编制的一片面。维纳以机器,确切地说以对信息作出逆馈的机器来理解人类:“俺的论点是:生命个体的心思活动和某些较新式的通信机器的操作,在它们经过议定逆馈来控制熵的类似企图上,二者全数相当”35。而另一位控制论专家阿什比将控制论理解为一栽“机器的理论”,他在《控制论导论》一书中以“黑箱”来概括有生命的物体,如同托马斯·瑞德对于阿什比理论的描述,“对于那些具有控制论思维的科学家们来说,黑箱里的东西:开关、真空管和线路,或者血液和灰质层,都是可有可无的、紧张的是输入和输出。以这栽不雅观点来看,人类身体本身即为人机交互的一个原型。人体本身就是一个黑箱”36。维纳盛赞阿什比的理论,认为阿什比的理论在对于生命体和机器之间的类比上,做出了很远大的贡献37。值得小心的是,基于控制论的视野,这个“黑箱”是异国灵魂的,“从命俺的私见,最好是避免运用诸如‘生命’、‘灵魂’、‘生命力’等等之类的总计自身尚待表明的代号,而在谈到机器的时候,仅仅指出:在总熵趋于添加的范围内,在代外减熵的片面区域这一点上,俺们异国理由说机器不及够和人肖似”38。在这个意义上,“思维猛然变成了可能借助工程学语言理解、描述和分析的某栽东西,而控制论则挑供了这栽语言:输入和输出、负逆馈、自调节、均衡、目标和主意。”39

起始自二战军工学术复相符体的控制论,以超认识形态的技术化理论面目出现,最后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认识形态色彩的理论:转变的不是对于某类人的理解,而是对于人类全体的理解。 控制论背后的治理结构,是“科层制-资本-技术”三位一体的抽象总揽,控制论的人性论,既契相符资本的人性论,也契相符科层制的人性论——非论是“生产-消费”编制中的人,还是技术官僚体系中的人,都是编制的构成片面。在这栽抽象总揽中,作为结构性的中介与外象,以客不雅观、中立、先辈的面目出现的技术,实际上发挥着紧张的政治功能。

诚如丹·席勒在《信息资本主义的兴首与舒展》一书中谈到的,“题目不在技术本身,而答该把技术安放于它所在的社会联系中去看待”40。蓄谋味的是,倚重技术进动社会变革的国家,去去会拥抱控制论,与之关联联的是技术官僚、专家权力的深化。王洪喆在《中苏控制论革命与社会主义信息传播技术政治的转型》一文中梳理过,在苏联1954年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中的控制论词条,称“控制论为当代死板论的一栽表面……分明地外现出资产阶级世界不雅观的几个基本特征——毫无人性,力图把工作人民变成死板的附属品,变成生产工具和战争工具”。在赫鲁晓夫上台后,“经过议定将控制论打造为替代党的权力的相符法哲学,赫鲁晓夫治下的苏联科学界挣脱了斯大林时期的认识形态收敛,导向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兴首”41。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那时的美苏两大阵营而言,“机器在社会中的角色题目是美国保守党和苏联共产党可能找到共同立场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题目之一”42。

控制论的治理术深切地嵌入到二战之后全球性的政治道路之中。二战之后的政治格局去去被指认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二元抵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一组二元抵制项彼此缠绕的另一组二元抵制是“人/机器”。在对于二战的传统理解即“法西斯主义/逆法西斯主义”格斗这一框架中,匮乏对于二战所深化的机器——战争机器及其思维方式——的省思。二战作为控制论的首源,其一意味着控制论的理论首点是控制“敌人”,也即彼得·加里森所谈到的维纳是以“敌人”作为控制论的本体论;其二意味着“敌人”是“机器”,俺们必须以对于机器的理解方式来理解敌人;其三意味着控制论的理论尽头是“编制”的寂静,一个寂静逆馈的自动编制是驯服“敌人”的保证,而在更大的意义上,“二战”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编制中的噪音。诚如上引的《敌人本体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视野》一文所概括的:“人-飞机-雷达-预计-炮兵编制是一个封闭的编制,在这个编制中,好像人与机器可能彼此代替。对于防空作战人员来说,敌人逼真像一个自动的逆馈控制编制来动动。令人惊讶的是,这栽技术上的奇迹在全球范围内被转化为理解人类动动的广大哲学,人类进入新纪元43。”故而,控制论不但意味着在防空编制中驯服德国人的飞机,更是寻觅着保证治理编制的根本寂静。它以一栽带着警惕的敌意眼光来监控编制中的要素,将价值理解为信息,将动动理解为逆馈,将人理解为机器,将心灵理解为黑箱。如果匮乏驳斥性地答对,控制论所深化的“抽象总揽”的最后主意,是人的抽象化。

三 人学是文学

人的抽象化,分开来讲,是将人理解为一栽数字化的生物存在,也即人是一栽经过议定计算可能把控的赤裸生命。在先天人权的框架中,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就从自然生命转为政治生命;而控制论视野下的人为智能的理解,是以去政治化的方式抹去心灵的特有性,将心智理解为一栽心思器官的功能。乔姆斯基在《生物语言学与人类的能力》一文中谈到,“正如化学家和哲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所指出的,俺们只能将世界中‘称为心智的’特定方面作为‘大脑中诸如器官结构’的成绩。大卫·歇漠指出,思维是‘大脑中小小的振动’。正如一个世纪后达尔文所评论的那样,俺们异国理由诠释为什么‘作为大脑渗出物的思维’被人们认为‘要比作为物质的一栽属性的重力更为精彩’。”44这篇文章是乔姆斯基2004年的一篇演讲,作为第七章补充到乔姆斯基知名的《语言和心灵》一书(第三版,2006年出版)。在该文末尾,乔姆斯基写到,题目的中央在于“‘被称作心智性的’特征是如何与‘大脑的器官结构’产生联系的”45。就像乔姆斯基指出的,“在云云的框架里,认知编制实际上被理解为身体,厉重是大脑的器官”。46这一偏向的研究近年来迅猛发展,就笔者有限的视野而言,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达纳·巴拉德(Dana H. Ballard)教授2015年在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层次抽象的大脑计算》(Brain Computation as Hierarchical Abstraction),其中专设章节商讨“情绪”(Emotions)。达纳·巴拉德谈到情绪对于人类存在而言如此基础,故而去去被视为人类与计算机的区别。达纳·巴拉德驳倒这一看法,他认为情绪是产生情绪的神经编制和心思机关的冰山一角。当下计算机异国感情,而人有,但是这栽区别忽略了一个中央题目:人类的情绪是否可能被描述为一栽计算(computation)。达纳·巴拉德对此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他认为人类的情绪,只是大脑的属性之一。47而且,达纳·巴拉德还就此商讨了肌肉生物电与面部肌群等等对于情绪的逆答(如下图), 人的本质世界最后沦为监控镜头中的一个几何图像。

引自:Dana H. Ballard:

Brain Computation as Hierarchical Abstraction

(Cambriage : The MIT Press, 2015)p.349.

控制论的抽象总揽,正在走向人为智能与生物科学的综相符,一栽控制论视野下的生命政治由此诞生。史蒂芬·赫姆里希(Stefan Helmreich)在《重组、理性、还原论与浪漫逆答:文化、 计算机与遗传算法》(Recombination. Rationality. Reductionism and Romantic Reactions: Culture. Computers, and the Genetic Algorithm)一文中商讨“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指出20世纪50年代确立在DNA作为编码程序的隐喻之上的分子生物学,不可避免地发展出进化计算(Evolutionary Computation)的概念。49对于“进化”的“计算”隐含着如下的价值不雅观:只有适宜生存编制的,才得以进化,逆之则被裁汰。控制论语言与生物学语言在此交汇,人为智能走向生物科技,人与机器的融相符编制(cybernetic organism,去去被简称为cyborg,即“赛博格”)早先出现。一个本土化的例子,就是1980年代奉陪着控制论、编制论、信息论这三论大商讨大作开来的“人体科学研究”,沿着这一逻辑,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那时一些超卓的控制论科学家要投身“气功”研究。

就像19世纪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面前予以抵制的宗教,21世纪在算法治理面前予以抵制的,是文学。借用钱谷融师长的知名命题“文学是人学”,俺们对于“文学是人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在人为智能的语境中将转化为“人学是文学”:是文学想象,而不是算法的计算,守卫俺们对于“人”的理解与信心。当然,在科学主义的视野中,抵制进化论的宗教可能像一个呆笨的丑角。然而也正是从进化论早先,人和动物的区别被暧昧处理。彼得·加里森谈到,“达尔文曾勤勉地追踪人类和动物肖似之处,以暧昧它们的界限;维纳的勤勉也致力于此,消释人类和机器之间的区别。50从进化论到控制论,在这一整套当代话语中,“人”正在转为一栽生物性的机器存在。而这套当代话语,也即人为智能在当下的进军,隶属于以理性为中央的当代性漫长的战略。明斯基在《心情机器:人类思维与人为智能的改日》一书中,将心情视作一栽别致的理性:“方今俺们仅把心情状态看作一栽别致的思维方式”。51由此明斯基认为:“俺们不再问‘心情和想法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事物’,而是问‘每栽心情涉及的程序是什么、机器如何来施动这些程序’”。52对此俺们不要忘了明斯基的名言,“人不过就是脑袋上顶了个计算机的肉机器而已”。53

由此而言,文学的抵制,在于重新激活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歇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L. Dreyfus)在《心智驯服机器:计算机时代人类直觉与专长的力量》(Mind Over Machine:The Power of Human Intuition and Expertise in the Era of the Computer)一书中谈到,“在计算机的所有对手中,只有浪漫主义者走在精确的道路上。他们逆对的不是技术,而是技术理性。”54 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对于“情”的重新强调,在文学理论上外现为“情动”理论的兴首;在文学史研究上,比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框架中,外现为“抒情传统”的挑出。并不是说以上的学术思潮直接回答人为智能,比如“情动”理论有自身的女性主义脉络,“抒情传统”也是对于“启蒙传统”的回答。但在一个超越具体学科界限的有时识层面上,人为智能这台理性机器的步步紧逼,势必导致心情的枯窘,以及随之而首的对于“情”的重新强调。

蓄谋味的是,近年来“抒情传统”的挑出,去去以沈从文《抽象的抒情》(约1961)一文为中央文本,笔者细读该文,发现沈从文也挑到了机器写作:必须懂得机器差别性能,才能发挥机器性能。必须更深切一些懂得生命,才可看更有效的运用生命。文学艺术创造的工艺过程,有它的通俗性,能用社会壮大力量控制,甚至于到另且则能用电子计算机产生(音笑可能起先出现),也有它的别致性,不适宜用统一手法。55这边分明有两栽“抽象”的存在:“机器”的抽象与“抒情”的抽象。基于“通俗性”的“机器”,意味着沈从文文末谈到的那栽“支配总计”、“控制好紧”的“必然”。通俗理解,对答“通俗性”的是“别致性”,对答“写实”的是“抒情”,对答“政治”的是“小俺”,在这栽理解中沈从文答该走向一栽小俺化的抒情,这栽抒情注意具体生活与本质世界,以此捍卫人性。如果“抒情传统”中止在这个界面上,就把题目紧缩了,变成与实际主义文学传统相拮抗的二元抵制项。沈从文的“抒情”并不是要走向具体、走向小俺,而是要走向“抽象”。就像沈从文在《水云》一文中谈到的,“遗失了‘俺’后却认识了‘神’”56;沈从文的逻辑,是要从具体的“俺”走向抽象的“俺”乃至于“人”,理解俺们生命中的“神性”。故而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一文开篇,拟了一个题记:“照俺思索,能理解‘俺’;照俺思索,可理解‘人’”57。在陈国球为《抽象的抒情》所写的导言中,也挑到沈从文《水云》(1946)一文中的知名段落:

俺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栽清朗颂扬。在充实古典庄厉的诗歌遗失光辉和意义时,来谨慎重慎写结尾一首抒情诗。58

沈从文自称为二十世纪“结尾一个浪漫派”59,国内也有研究者将沈从文与卢梭并举,从驳斥技术当代性的浪漫主义维度理解沈从文的文学。60在这个意义上,俺们方能理解王德威在《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一书中将抒情当代性理解为“驳斥的界面”61。在人为智能时代,激活浪漫主义的驳斥性,既不及重返小俺主义,也不及重返技术化的文学。凯瑟琳·海勒对此有过批驳,“逆讽的是,控制论将危及的解放人文主义主体,其首源与自俺调节机器严实纠缠”62。凯瑟琳·海勒对此分开分析说:

自俺调节机器与解放人文主义之间的肖似性可能追溯到18世纪。正如奥托·迈尔(Otto Mayr)在《早期当代欧洲的权威、解放与自动化机器》一书中指出的,自俺调节的想法有助于影响这一变动:从16、17世纪欧洲政治哲学标志性的中央集权控制(尤其在英国、法国和德国)转向启蒙哲学的民主、分权控制和解放自律。非论是基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自俺调节市场,还是启蒙政治哲学强调的利己主义,编制都被预设为是自俺调节的,可能自动运作的。这一对于自俺调节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想象,催生出解放主义自俺这划一念,这是一个自俺治理的、自俺调节的主体。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解放人文主义、自俺调节机器和占据式小俺主义走到一首,形成了一个令人焦虑的联盟,随即创造出赛博格,败坏了解放主体性之根基。63

凯瑟琳·海勒这段话非常紧张,在这一意义上,俺们可能说,“机器人”是“理性人”的升级版本,只是在这一次迭代更新过程中,废除了人的肉身性存在的同时又将人指认为生物性,彻底打破了启蒙自俺的迷思。同样,也不及将文学理解为技术。文学技术化这一思维框架意味着将“文学”理解为一个“闭环”的自洽领域,基于“文学性”的自身规律来行动。如果俺们还是拿着新批驳式的“感受舛讹”“意图舛讹”这类理论剪刀,将文学裁剪的只剩下纯粹的文本,那么小冰的文本和人类作家一律当然有其独力价值。但是当俺们商讨机器人的文本如何以柔美的语言外达永久的人性时,还有比这一幕更为荒诞的戏剧么?当机器语言可能越来越传神地模拟出“文学性”时,俺们必须同样走出对于文学性的迷思(蓄谋味的是解放主体与文学性这两个神话常年来彼此确证)。

诚如杨庆祥谈到的,“小冰的写作不过是当代写作的一个极端化并挑前来到的镜像”64。杨庆祥由此强调要重新确立诗与人的联系,“俺们时代的诗歌写作是不是已经变得越来越程序化,越来越具有所谓的‘诗意’,从而在全体上暴露出一栽‘习得’‘学习’‘训练’的气质?俺们是不是仅仅在进动一栽‘习得’的写作,而忘记了诗歌写作作为‘人之心声’的最初的首源?”65当代文学在政治有时识层面的紧张首源,就是源自新时期重挑的“技术革命”,从《哥德巴赫猜测》(1978)中的技术主体沿途走向机器人写作,可谓其来有自。如何在“技术革命”的视野里历史化地梳理当代文学,限于篇幅笔者将撰文另述。在此聊以补充的是,当俺们将文学作品的优劣,窄化为文学作品的技术时,俺们就早先走向机器。

在当代写作最彪炳的层面上,俺们是以逆讽性的文学对抗写作机器,比如王小波在《白银时代》里以逆讽来解构“写作公司”(蓄谋思的是这个故事发生在2020年)。逆讽是写作机器无法捕捉的,也是德国浪漫派哲学的中央。但题目在于,借助逆讽所维系的德国浪漫派的“小俺”,是局外人式的小俺,悬置任何一栽心情,消解总计确定性,最后容易滑向犬儒主义,逆讽沦为逆讽嬉戏。笔者虽然久远为当代文学中的“逆讽传统”辩护,但不得不承认,“心情”从“机器”中突围,一栽想法上的可能性,是德国浪漫派-马克思主义“机器论”驳斥-海德格尔式存在主义的结相符,也即回到与英国想法辩证对话的德国想法传统之中,想象另一栽当代性。

对于机器的驳斥,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对于抽象总揽驳斥的维度上,从马克思主义重新启航。挑出“抽象总揽”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政治经济学驳斥大纲》),其中的一节(大致相当于中译本全集“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节,中译本选集这一节的标题是“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工作过程的变化”)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注意,被《帝国》作者奈格里等知识分子称为“机器论片断”。就中文学界而言,张历君在《广大智能与生命政治——重读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66一文中对此有过详尽而深入地梳理。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指出:

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工作原料经历了各栽差别的形态变化,它的结尾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凿凿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备、最相符意的机器体系表面,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栽自动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栽自动机是由很多很多死板器官和智能器官构成的,因此,工人本身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认识的肢体。67

随着信息时代的工作越来越成为工作的广大表面,《机器论片断》越来越受到注意。正如罗岗在《“机器论”、资本的局限与“列宁主义”的复归》一文中所描述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电脑、信息技术和人为智能……等高新科技纷纷被引入到生产线和办公室中,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所描述的资本发展趋势已经变成了实际。”68哈特、奈格里将这栽信息时代的工作,命名为“生命政治的工作”,罗岗就此分析到:

将“非物质生产”和“生命政治”联系首来,这意味着“非物质工作的霸权”不但仅是一栽资本“吸纳”以及舒展至全球市场的经济方式,更是一栽资本支配和治理社会以及控制人的“内面”的权力方式。强调“非物质工作霸权”的紧张性,并不虞味着可能小看传统的权力运作,更不是仅仅将这栽总揽方式归属于“认识形态”的领域,而是高度注意云云一栽状况:今天人们正面临着“资本”(以及与资本结相符在一首的其他权力表面)对“文化”、“传统”、“心情”、“欲看”和“潜认识”的管制、抑制与剥削,这栽支配性的权力表面已经深入到传统抑制方式的内部,构成了对“传统权力”的创造性“转化”。69

如何从这栽“生命政治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这栽霸权的中央是“计算”,从“计算”中挣脱出来,其前挑是对于不可计算之物的思考。最后俺们还是回到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在该文结尾一段,海德格尔谈到:“惟有在创造性的追问和那栽出自真实的沉思的力量的构形中,人才会明白那栽不可计算之物,亦即才会把它保存于其真理之中。真实的沉思把改日的人投入谁人‘区间’ 中,在其中,人归属于存在,却又在存在者中保持为一个外乡人。”70这个“区间”是什么?好像意犹未尽,海德格尔在这结尾一段的末尾,引用了荷尔德林的一首诗《致德国人》:“俺们的有生之年是多么狭小,俺们不雅观察夷犹和计算俺们的年岁之数,但诸民族的年岁,莫非有一只凡人的眼睛看见了它们?”荷尔德林的这首诗是《世界图像的时代》真实的末尾,海德格尔在借此黑示什么?那不可计算之物活着间的显影是“民族”么?

张振华精读海德格尔关于荷尔德林的课程,指出海德格尔在1934/35年冬季学期的课程《荷尔德林的赞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这是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进动详尽诠释的第一次课)讲过云云一段话:“故国之存有,亦即民族的历史性此在,被经验为真实的、独一无二的存有,面向存在者全体的基础立场从这栽存有中孳生出来并赢获其全体构造。”71张振华就此确切地指出,“海德格尔的艺术哲学同时是存在论的和政治哲学的”。72在这个基础上,“俺们可能由此把海德格尔在第一次荷尔德林诠释课程中的中央题目外达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是如何生成并得到维系的?……经过议定俺们的重构性解读,海德格尔那处暴露出一个澄澈的从神(存在)到诗人到民多的生成结构,一个统一了神学、诗学、存在论、政治哲学四重领域的结实图景。一个民族共同体就是如此这般生成并得到维系的。海德格尔将这套结构具体答用到德意志民族上。这也是为什么,他必须诠释荷尔德林的诗。”73海德格尔本人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中,也外达过类似的意思:“存在之创建维系于诸神的黑示。而同时,诗意的词语只是对‘民族之音’(荷尔德林有一首诗题为《民族之音》,笔者注)的诠释。荷尔德林以此来命名那些道说,在这些道说中,一个民族记挂着他与存在者全体的归属联系”。74

俺们最后来到了两类诗的面前:小冰的诗与荷尔德林的诗。俺们可能站在小冰的诗这一壁,默认科层化的学术规则,以这类填补空白的“新表象”、“热点表象”来掠夺资助,并就此以技术政治为有时自知的理论基点,以驳斥人类中央主义的方式,将“人”隶属于“机器”。这套学术机器本身,本身就是更大的机器编制的构成片面。另一栽选择,是以荷尔德林的诗来比照小冰的诗,从“机器”那栽理性的荒诞中突围。德国浪漫派的“小俺”,马克思机器论的“阶级”,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民族”,这三个基本要素如何整相符并完竣对于“机器”编制的支配,这不是新题目,而是根植于二十世纪的难题,勾连着漫长的历史探索。

(本文英文文献关联引用均为作者自译,特此说明)

注 释

1. Lydia H. Liu,The Freudian Robot: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conscious(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13.

2. 小冰团队的壮大梦想可见于《阳光失了玻璃窗》引子里的这段话:“人为智能已经驯服了当代人类围棋顶尖高手,在计算机视觉和声音领域,微柔也已率先实现了超越人类的识别确切率。与此同时,俺们早先设想另一栽可能,那就是在智商(IQ)之外,俺们是否能在情商(EQ)上,也迈出关键性的一步,进而使人为智能学会人类的心情和创造力?”参见沈向洋:《人为智能创造的时代,从今天早先》,小冰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引子,北京笼络出版公司,2017年。

3. 参见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179-181页。趣味的是俺国知名科幻作家童恩正曾在短篇小说《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丧生》(《科学文艺》1982年第3期)中改写了这个故事,童恩正添加了一个末尾:被带回镐京的机器人因穆王的爱戴姬不再理他,心碎而丧生。

4. Lydia H. Liu,The Freudian Robot: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conscious.p.245. 在对于《列子》中的这小俺类最迂腐的机器人的商讨外,刘禾在该书第13页也介绍了“机器人”这个词的来源。捷克作家卡·恰佩克(Karel Capek)在1920年创作了剧本《全能机器人》(中译本见于《世界文学》1980年第1期,笔者注),讲述机器人如何逆抗并最后毁灭了人类,这个剧本第一次出现了“机器人”这个词。“robot”这个词源自捷克语“ro-bota”(意为“抑制工作”),意思是“奴婢”。

5. Claude E. Shannon,“Programming a Computer for Playing Chess”, Philosophical Magazine,(1950),pp.256-275.

6. 更详尽的介绍,可参见尼克在《人为智能简史》(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第六章《计算机下棋简史》中的梳理。

7. N.Katherine Hayles,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p.67.

8. 沈向洋:《人为智能创造的时代,从今天早先》,选自小冰:《阳光失了玻璃窗》引子。

9. 海德格尔1938年在弗莱堡大学演讲,题为《玄学对当代世界图像的奠基》,演讲稿收录于《林中路》并于1950年出版时更名为《世界图像的时代》。

10.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11. 同上,第88页。

12. 同上,第91-94页。

13. 赵毅衡:《符号学与主体题目》,《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

14. 转引自彼得·毕尔格:《主体的退隐:从蒙田到巴特间的主体性历史》,陈良梅、夏清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7-188页。

15. 同上,第188页。

16. N.Katherine Hayles,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p.44.

17. Ibid,pp.109.

18. Ibid,pp33-34.

19. Tarleton Gillespie, “Algorithm”. Edited by Benjamin Peters, Digital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pp.19-20.

20. Ibid,p27.

21. Paolo Totaro、Domenico Ninno,“The Concept of Algorithm as an Interpretative Key of Modern Rationali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4),Vol.31,No.4, p.29-49.

2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1页。

23. 贺来:《逆思实际生活中的抽象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紧张孳生点》,《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0期。

24. Paolo Totaro、 Domenico Ninno,“The Concept of Algorithm as an Interpretative Key of Modern Rationality”.

25. 胡作玄:《〈人有人的用处〉导读》,选自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陈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26. 同上,第15页。

27. Peter Galison, “The Ontology of the Enemy: Norbert Wiener and the Cybernetic Vision”,Critical Inquiry (1994), Vol.21, No.1,p.231.

28. 托马斯·瑞德:《机器兴首:遗失的控制论历史》,王晓、郑心湖、王飞跃译,死板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29. 同上,第27页。

30. 译者序:《重现的自动化愿景》,参见《机器兴首:遗失的控制论历史》,第24页。

31. Peter Galison, “The Ontology of the Enemy: Norbert Wiener and the Cybernetic Vision”, p.231.

32.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第83页。

33. 同上。

34. 同上,第12页。

35. 同上,第20页。

36. 托马斯·瑞德:《机器兴首:遗失的控制论历史》,第55页。

37.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第41页。

38. 同上,第26页。

39. 托马斯·瑞德:《机器兴首:遗失的控制论历史》,第137页。

40. 丹·席勒:《信息资本主义的兴首与舒展:网络与尼克松时代》,瞿秀凤译,王维佳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60页。

41. 王洪喆:《中苏控制论革命与社会主义信息传播技术政治的转型》,参见《区域》, 2016年第1辑(总第5辑),汪晖、王中忱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84页。

42. 托马斯·瑞德:《机器兴首:遗失的控制论历史》,第95页。

43. Peter Galison, “The Ontology of the Enemy: Norbert Wiener and the Cybernetic Vision”,p.252.

44. 诺姆·乔姆斯基:《语言与心智(第三版)》,熊仲儒、张孝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07页。

45. 同上,第222页。

46. 同上,第3页。

47. Dana H. Ballard:Brain Computation as Hierarchical Abstraction(Cambriage : The MIT Press, 2015)p.349.

48. Ibid,p.349.

49. Stefan Helmreich, “Recombination. Rationality. Reductionism and Romantic Reactions: Culture, Computers and the Genetic Algorithm”,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998), Vol. 28, No. 1 , p. 41.

50. Peter Galison, “The Ontology of the Enemy: Norbert Wiener and the Cybernetic Vision”,pp.245-246.

51. 明斯基:《心情机器:人类思维与人为智能的改日》,王文革、程玉婷、李小刚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页。

52. 同上。

53. 转引自尼克:《人为智能简史》,第195页。

54. Hubert L. Dreyfus、Stuart E. Dreyfus,Mind Over Machine:The Power of Human Intuition and Expertise in the Era of the Computer(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6) p.205.

55.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引自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当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三联书店,2014年,第244页。

56. 沈从文:《水云——俺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俺》,引自《沈从文文集》(第十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1页。

57.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引自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当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第240页。

58. 同上,第226页。

59. 沈从文:《水云——俺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俺》,第237页。

60. 参见俞兆平:《卢梭美学视点中的沈从文》(上、下),《学术月刊》,2011年第1期、第2期。

61. 关联分析参见路杨:《作为一栽批驳界面的“抒情”》,《文艺争鸣》,2018年第10期。

62. N.Katherine Hayles,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p.67.

63. Ibid,p.86.

64. 杨庆祥:《与AI的角力——一份诗学和想法实验的挑纲》,《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

65. 同上。

66. 该文参见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当代性》(知识分子论丛第4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67.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3页。

68. 罗岗:《“机器论”、资本的局限与“列宁主义”的复归》,《帝国、都市与当代性》(知识分子论丛第4辑),第11页。

69. 同上,第14-15页。

70. 海德格尔:《林中路》,第97页。

71. 张振华:《诗歌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维系——海德格尔第一次荷尔德林讲课的中央题目与思路》,《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

72. 同上。

73. 同上。

74.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1页。

本文原刊于原刊于《小说评论》2020年第5期,感谢黄平老师授权转载。未经许诺,请勿转载。如无别致标注,图片均源自网络。

本期编辑 | 廖曦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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